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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史论槁读后感
发布日期:2019-08-08 00:44   来源:未知   阅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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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研究唐史者所必读之书目,近日笔者初读了陈先生的这部书,略作札记如下:

  读陈先生的著作,首先遇到的便是要克服不同时代语言的差异,陈先生于民国期间完成此书(1941年),大多带有些半文半白的语言现象;另外陈先生写文章以考据著称,读他的文章可以看到先生考证之精细。这也看出陈先生“治史”之严谨,有理有据,“论从史出”。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大多以古典文献作为其引证的对象,所以还要克服古代文言文的语法障碍。我的古文功底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读陈先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困难,初读之后,只是对陈先生的这篇文章有个大致的了解。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篇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下篇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由于对唐代历史的基础知识掌握的不好,应该说很费劲的把上篇读完了。读过后感觉陈先生在上篇说了三个问题:一为唐代皇室的氏族问题;二为唐代政治势力之变化;三为藩镇割据的原因再分析;

  在陈先生这本书中,他对隋唐史一个主要观点是:更加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隋唐历史的发展。在这篇中陈先生开篇说:民族与文化问题乃李唐一代史事之关键。

  对于唐代皇室的氏族问题,陈先生对史料进行的一番考究和论证,古代皇帝穿什么衣服?,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於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後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并认为“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於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从中给我们的传达了一个这样的信息,治史者对于史料的甄别至关重要,学会辨别史实的真伪。

  对于唐代政治势力之变化,陈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提出了“关中本位政策”,他认为“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後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後,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於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进士之科虽创於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涂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於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於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

  “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而天宝安史乱後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这里所说的“新世局”就应该是中篇所讲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

  对于藩镇割据的原因再分析,陈先生认为藩镇割据是与民族有很大的关系的。为何这么说呢?陈先生给出了答案: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形成了两大集团①长安集团②河朔集团。长安集团在玄宗后期以宦官为主,河朔集团乃是安史旧党。他列举高力士、鱼朝恩、吐突承璀、仇士良、杨复光、田令孜等人的出身,认为“唐代阉寺多出于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微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舆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又说:“在长安文化统治下之士人,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考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所以认为安史之乱也是与种族问题有关。

  对于这个上篇而言,除了对李唐王朝的皇室氏族做了考究之外,重点的就是论述“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

  通读中篇,我认为陈先生是以有唐一朝皇帝继承问题为线索,论述了“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以中央的四次革命最能说明)”、“唐代皇帝继位之不固定”、“唐代士大夫党派的分野(即是党争之渊源)”、“牛李党争”、“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

  陈先生认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以四次中央革命的成败来论述之:一为玄武门之变,二为中宗之复辟,三为神龙三年李重俊之反叛,四为韦庶人之死(唐隆政变)。

  为何系于北门禁军呢?“而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其详见拙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附论都城建筑一节。”对此陈先生又略述之:“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其情势舆西汉南北军所处者适相反。”、“《周官·考工记》匠人云:面朝背市。”西汉与此相对应,而唐则不然。“唐代之长安城,其宫近城之北端,而市则在城之南方,其宫市位置适与以前之西汉长安城相反,故唐代之南北军舆西汉之南北军其名虽同,而实际之轻重则相殊异也。”、“唐代之长安,其宫在城北,故北军为卫宫之武力。苟明乎此,则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

  玄武门之变:“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玄武门之重要性可谓深矣!而建成、元吉岂可不知?陈先生引《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至于太宗之胜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拉拢工作做得比较好。

  中宗复辟之成功:“中宗复辟之成功,实在沟通北门禁军之故。张东之既得羽林军统将李多祚之同意,大局即定,虽以武曌之枭杰,亦无抵御之能力矣。”

  神龙三年李重俊之反叛:在此陈先生则是从李多祚前后两次兴兵干预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来说明。(上一次是中宗复辟)

  韦庶人之死:“玄宗景龙四年六月二十日夜之举兵,与三年前即神龙三年七月六日节愍太子重俊发动之玄武门事变正复相似,而成败不同者,以玄宗能预结羽林万骑诸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而韦后死党守卫玄武门之羽林禁军统将如韦播、韦璇、高嵩等,皆为其部下所杀故也。”

  “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

  “关中本位政策”施行以来,内重外轻之势所致也。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乱之后,内外轻重之形势既舆以前不同,中央政变除极少破例及极小限制外,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唐末强藩与中央政府权臣及阉寺离合之关系构成战乱,其事应列入统治阶级之升降及党派分野范围论之。故凡本书所未能详述者,以义类推之可知也),而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之形式出之。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绩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

  后文又举“玄宗政变夺皇位”一事说明之:“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为皇太子,而其皇位继承权仍不固定,其后虽已监国,并受内禅,即皇帝位矣,而其皇位之不安定也如故,必至诛夷太平公主党徒之后,睿宗迫不得已,放弃全部政权,退居百福殿,于是其皇位始能安定,此诚可注意者也。至太平公主欲以羽林军作乱,幸玄宗早知其谋,先发制人,得斩禁军统将常元楷、李慈等,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斯又一例证矣。”

  ④中宗复辟:“神龙元年正月癸卯(二十日)玄武门之事变,其事自唐室诸臣言之,则易周为唐为中兴复辟;自武则天方面言之,则不过贪功之徒拥立既已指定而未甚牢固之继承储君而已(凡唐代之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故有待于拥立之功臣也)。”

  ⑥唐玄宗即位:“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为皇太子,而其皇位继承权仍不固定。”

  ⑦玄宗太子李瑛的废黜与肃宗李亨的上台:“惟肃宗既立为皇太子之后,其皇位继承权甚不固定,故乘安禄山叛乱玄宗仓卒幸蜀之际,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仅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而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此甚可注意也。”

  ⑧代宗的即位:“代宗虽有收复两京之功,而其皇位继承权不固定如此。最可注意者,则为自宝应元年四月乙丑(十六日)事变张皇后失败后,唐代宫禁中武曌以降女后之政柄,遂告终结。而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但阉寺之中又分党派,互有胜败,如程元振等舆朱辉光等之争,即是其例。至于李氏子孙无论其得或不得继承帝位如代宗舆越王系之流,则皆阉寺之傀儡工具而已。”

  ⑩顺宗废黜之事在《通鉴》贞元三年有详细记载,陈先生在此处强调:“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着事例,且唐代外廷士大夫之牛李党争即起于宪宗元和之世。”

  “本篇中专论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实,则至德宗顺宗之交为止。此后以内廷及外朝之党派关系与皇位继承二端合并论证,而在论证此二端之前,先一言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线焉。”

  主张经学为正宗——山东氏族;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者著称——新兴阶级;“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

  “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藉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

  “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此唐代座主对于门生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沈转变之概状矣。”

  “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而此点亦即牛李二党进退荣辱之表征也。”

  “大中一朝为纯粹牛党当政李党在野之时期,宣宗之爱羡进士科至于此极,必非偶然也。”陈先生引张尔田先生《玉溪生年谱会笺》叁大中二年下引沈曾植先生之言曰: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陈先生又言:可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兼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舆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舆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鬬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也。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三曰: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

  “然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

  “又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

  陈先生在此先讲了“永贞内禅”,“因永贞内禅为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钩结之一显著事例,而牛李党派实又起于宪宗元和时之故,此后即取内外朝之党派舆皇位继承二事合并言之。”

  牛李党争起于宪宗之世:“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弑,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

  “元和朝虽号称中兴,然外朝士大夫之党派既起,内廷阉寺党派之竞争亦剧,遂至牵涉皇位继承问题,而宪宗因以被弑矣。”

  吐突承璀在宪宗一朝受宠一时,而穆宗之即位,由于支持澧王宽后被穆宗(遂王)所诛。

  “销兵”成长庆一朝之国策:“销兵”之数每年仅限百分之八,且历时甚短,其所以发生如是之大影响者,盖当时河朔为胡化区域,其兵卒皆善战之人,既被裁遣,“合而为盗”,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与河朔健儿为敌也。

  宪宗、敬宗之死,敬宗、文宗之得帝位都为阉寺所为。“致敬宗及绛王悟之被弑害,与夫文宗之得继帝位,均是内廷阉寺刘克明党与王守澄党竞争下之附属牺牲品及傀儡子耳,亦可怜哉!斯又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舆阉寺党争关系之一例证也。”

  理清牛李党争发展之历程:“文宗一朝为牛李党人参杂并进竞争纷剧之时期”“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逐最剧之时。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鬬之迹象,此读史者所习知也。”

  “鄙意外朝士大夫明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此唐宣宗语,见下文所引)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

  “李训、郑注所以能异于宋申鍚,几成扫除阉寺之全功者,实在利用阉寺中自分党派,如王守澄与仇士良、韦元素等之例是也。又当时牛李党人各有其钩结之中官,训、注之进用本皆由于阉寺,故能悉其隐秘,遂欲同时一举将阉寺及士大夫诸党派俱排斥而尽去之也。当日阉寺之党派既是同时并进,互相争鬬,达于剧烈之高点,故士大夫之党派各承其反影,亦复如之。斯为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关键。”

  “由宪宗朝至文宗朝,牛李争鬬虽剧,而互有进退。武宗朝为始终李党当国时期,宣宗朝宰相则属于牛党,但宣宗以后不复闻剧烈之党争。究其所以然之故,自来未有言之者,若依寅恪前所论证,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傥阉寺起族类之自觉,其间不发生甚剧之党争,而能团结一致以对外者,则与外朝诸臣无分别连结之必要,而士大夫之党既失其各别之内助,其竞争遂亦不得不终归消歇也。”

  总之,在论述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时,陈先生认为唐代中后期的皇位嬗变阉寺乃是幕后黑手,皇帝只不过是一种傀儡罢了。而阉寺与外廷,则阉寺为主导,外廷乃是阉寺的附属品。而外廷斗争(朋党之争)之湮灭乃是由于阉寺“合为一片”。

  其中有几位皇帝是值得注意的:肃宗、代宗、宪宗、宣宗、哀帝,为什么呢?肃宗登基,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代宗登基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宪宗之世牛李党争起;宣宗即位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而哀帝时为何这种统治瓦解了呢?笔者在陈先生的论述中还是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是我过于愚笨了)

  开篇先生就言: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二曰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一节当中先生依次论述了突厥、回鹘、吐蕃、高丽、南诏……

  如按陈先生的意见,那么我们所夸耀的大唐盛世岂不是也在民族的夹缝中生存?东北有高丽,西北先后有突厥、回鹘,西南有南诏。如此中国在唐朝怎么可以算得是一个大国呢?首先从国界来说,唐代不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其次又有这么多的外族势力在不同时期内的犯边;

  关于第二节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陈先生首先从府兵制的瓦解入手,论述了吐蕃的侵犯与边疆戍兵的关系,从而说明其府兵制瓦解是与外族的侵犯有关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是唐代兵制的一大特点,但是面对吐蕃的进攻,这种兵农合一已经满足不了边防的需要,“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的‘长征健儿’”。“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

  其次论述了回鹘与中国在和平时期财政经济之关系。(陈先生在前说回鹘与中国摩尼教之关系,在此颇有疑问,摩尼教那是西方传入中国的,怎么觉得先生好像说这倒是中国本土的了?)先生就马价问题展开一番论述:“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唐与回鹘在和平时期之关系中,马价为国家财政之一大问题,深可注意。”后文又说:“唐室之应付此项困难问题,计出于无聊,抑又可知矣。”

  再次陈先生从回纥与中国人民经济关系加以略论。许倬云先生在《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中把唐代的他者分为三类:一曰陆续由近边外族,流入中国的人口;二曰外商因为来华贸易流离中国的胡客蕃商;三曰整体投奔中国的外族;外族商人与中国人民经济的关系就有一定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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